本书作为一本研究上海的“苏北人”是怎么被建构起来的研究著作，将“苏北人”视为上海人在近代建构起来的歧视性标签。作者认为，在近代以前，苏北和苏南经济差的不大；在近代，随着苏北地区的衰落和苏南地区因为上海开埠的崛起，苏北作为一个准政治单位的概念才出现。毕竟对于“苏北人”自己来说，他们认可的同乡都是市县一级的同乡（和现在江苏也很像），除了少数情况，大部分时候这些人都没统一的“苏北人”的意识。
苏北人大量涌入上海，因为缺乏门路——“江南人”把持着上海上流社会的资源——只能从事各类底层体力劳动，这无疑加深了江南人对苏北人的负面看法。另外，在上海的苏北人整体文化层次低，缺乏在上海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能力，其文化被边缘化，也无法改变“江南人”对“苏北人”的负面评价。
本书的优点是早早地关注到苏北人在上海的被歧视和边缘地位，并且进行了大量的实地口述调查，在90年代颇为难得。但是本书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1.“苏北人”出现的开端争议
虽然作者将苏北衰落视为“苏北人”出现的开端，但是哪怕在苏北衰落以前，苏北的繁荣也就限于扬州南通一线，淮安地区就属于“被牺牲的局部”了（参考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一书），至于更北方的盐城、宿迁和连云港一直和富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此，作者不能一刀切地用扬州在清代后期以前的繁荣证明“苏北人”的歧视性视角就完全不存在——如果真的要讨论“苏北”是怎么出现的，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狭义的苏北和苏中地区）在苏南的形象变迁进行研究。
实际上长江北方虽然有扬州这样一个繁荣的地区，但是实际上长江南北分界线还是相当分明且漫长的，从历史上来说，两汉魏晋的古扬州在江苏境内的最北端基本上就是长江，长江以北属于古徐州。江南江北的分区本就十分鲜明，在江南地区繁荣起来后更是如此，徐州、连云港、盐城和宿迁这些狭义的苏北地区在中古时期后经济上就很难说跟江南有什么可比性，他们才可能是最早的“苏北”形象的原型，这是需要进一步通过历史文献考据的。
2.是否可以用“族群”描述“苏北人”？
本书缺少各类社会科学理论的运用，主要依靠着“族群”的概念对“苏北人”进行解读，然则作者在最后一章也不得不承认：“如果说族群概念一定要有人们关于共同语言、血统和传统的信念——如果仍然把族群理解为原始纽带的一种运作——那么，说苏北人是族群将是一种严重的扭曲。”作者试图论证“族群”也可以是通过“历史建构”的比较产生，因此作为“江南人”建构的“苏北人”，也应该具有“族群”属性。作者列举的墨西哥人（和美国本土人）和满人（和汉人）在民族本身的差异性就比“苏北人”和“江南人”之间差异要大，后者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民族（汉族），前者已经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不能这么类比。
从作者的定义来说，如果仅仅是因为受到外部建构起来“共同语言与文化之类”就可以被视为“族群”，那么为什么不同的阶级或者阶层就不是多个族群？毕竟工人阶级的文化、白领阶级的文化、官僚的文化、资本家的文化等不同阶级或者阶层的文化在过去几十年的左翼文化研究中被被不断地区分，至于布尔迪厄的惯习产生社会分层似乎也符合“族群”的概念，然而怎么看也“族群”不如“自在阶级”“自为阶级”一类的概念描述更合适。因此，在讨论“苏北人”作为一个集体的时候，更适合用其他的社会科学的理论进行描述。
3.和“苏北人”对立的“江南人”
作者强调“苏北人”是一个“江南人”建构的身份概念，而“苏北人”内部并没有这种跨地域的认同，每个地方的劳工更认可同属于一个市或者一个县的同乡。那么同理，“江南人”——包含苏州无锡人、宁波人等其他地方的人——也不是一个有很高认同的集体，作者也承认“来自无锡的人一律被指认为“无锡人”，来自宁波的人则称为“宁波人”。他们绝不会被列入标题为“江南人”的集团，江南人这个类别只有在全国层面上才存在。”因此，不能简单地将“苏北人”出现的历史简化为“江南人”对各类苏北来的人的标签，因为“江南人”本身也是多元、非有机的，更需要的理解“江南人”中不同的地方人是怎么和“苏北人”互动的，又是哪些人、为什么建构“苏北人”的身份的。
作者在论及江南人和苏北人在上海的地位时候要认为：“江南人对本地人地位的诉求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在上海，江南人和苏北人都是移民。”那么问题是，既然上海本地人并不多，敌视苏北的主力是各类外来的“江南人”，那么“江南人”是如何“鸠占鹊巢”建构出“江南人是上海本地人”的神话，而苏北人又是怎么在这场斗争中败下阵来，沦为社会边缘的存在？仅仅是历史机遇吗？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自然和“苏北人”在上海的境遇有很大的关系。
4.1949年后的“苏北人”
韩起澜对1949年后的“苏北-江南”的争论论述比较简略，仅仅强调这种争论和歧视的延续，完全无视了1949年后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经济改造对上海的影响。
前三十年历史中，对地方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政府组织的变化，大量的外地军政干部（以南下干部为代表）在各地担任领导。韩起澜引用了《上海罢工》一书的观点，认为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时期“劳保”的主力江南的熟练工人为主力，而“造造”则来自苏北，这符合“保造”叙事中中心人物（本地人）的保守倾向和边缘人（苏北人）的造反倾向。但是这其实和其他地方的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历史是有一定的矛盾， 章奇和刘明兴根据浙江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期间的权力变更研究指出，浙江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过程实际上是本地人夺南下干部的权力。
南下干部和反地方主义是建国初期无法被忽视的历史事件。在裴宜理和李逊对上海工人运动的研究中，注意到北方人在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之前就占据的合法性：“来自北方的移民，而不是简单地将自己视为上海江南南方文化中的二等公民，在中国享有一定的语言和政治优势。”杨奎松指出，1949年5月进据上海时，华东局派出的包括从香港抽调来的接管干部，就超过3万人， 这些干部在上海解放初期参加了军事接管上海，并继续在新市政府担任高级政治职务；在全国其他地方，原来白区的地下党因为被怀疑“成分不纯”而被边缘化，甚至一些在反地方主义运动中被迫自戕，其他地方如此，上海恐怕也不例外。一系列的遏制地方主义的举措不可能不影响“江南人”对“苏北人”的歧视态度。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时期的苏北-本地关系也并不是简单的“苏北反、本地保”。1966年的上海领导人曹荻秋和陈丕显都不是本地人（曹是四川人，陈是福建人），却照样在北方人领导的一月风暴中倒台，这未免和上述的保造神话产生矛盾。更何况，虽然“工总司”领导层有不少被视为非上海本地的干部，但是要讨论1949年后的“江南-苏北”关系，是否需要界定什么样的人算本地人，什么样的人算苏北人？很多外地来的或者祖籍在外地、出生在上海在1966年已经在上海呆上快20年了，他们算本地人还是外地人？不同的判断标准会对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时期苏北和上海的矛盾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得出不同的结论。
在我看来，上海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中本地-外地矛盾并非主要矛盾，因为1949-1966年对人口流动的严格限制使得外地人流入上海规模远不能和1949年前相提并论，无法像30年淮北自然灾害带来的难民那样激化本地-苏北的冲突，加上上海领导层都是外地人，真要和民国时期那样自上而下都是本地人建构苏北歧视，岂不是自己反对自己？因此革命的主要原因还是李逊说的为了“政治名分”。
至于上海和苏北的关系被激化，还得是1978年逐渐放开人口流动、大量的外地人流入上海，引起本地和外地的冲突。作者坦陈：“要解释苏北人何以仍集中在上海劳工市场的非技术性行业里，就必须分析1949年以后中国的劳动力配置过程，这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其实，就算不考虑日后苏黛瑞的《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对本地-外地的研究，在韩起澜写作的时期，中外已经有不少针对流动人口和本地的冲突研究。在苏黛瑞那里，1978年后本地人对外地人的歧视，除了历史问题外，更主要的是本地民众担心外地人影响秩序和社会治安坏的恐惧（韩起澜在民国部分有提及）以及官僚担心外地人对城市公共品供给的侵占：在一项调查中，91%的调查对象担心流动人口对交通的影响，81%的人担心财产安全，而77%的人担心暂住人口对环境的影响。而苏黛瑞指出，有关部门更关心家庭用水、居住、交通、燃气和电、粮食等城市居民的基本需求补贴成为城市财政的沉重负担，在前一个调查中，还有36%的民众担心外地人侵占本地人分配的工作。后者是1955年建立的城乡二元化体制的后遗症，如果不结合1949-1978年的历史，这一观念是很难被理解的。
5.“苏北人”和其他城市排外思想的异同
“苏北人”被建构是否是一个根植于上海特殊政治经济情境下的特殊案例，还是和全国其他大城市一样都是城市排外思想的一部分？这中间是否夹杂着城乡矛盾 ？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南京也是一个相当排外的城市，对“农村来的”“外地来的”多少有歧视心理；苏黛瑞的研究也提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居民对外地来的务工人员有比较明显的歧视行为。这些行为和“苏北-江南”是否具有类似的地方（或者处在同一个框架内）？它们的差异又在哪里？
总结
虽然受限于时代和作者的教育背景，本书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是作为一本研究城市外来边缘群体历史的著作，本书的价值不容忽视。作为江苏人，结合江苏本身的“散装”情形和上海对非苏南地区的看法，阅读本书便会倍感亲切。
来自豆瓣用户: 常盤貴子
